王宏坤为了抢在上午10点前风力较小的时段通过山顶，带队前一天黄昏时就到山下准备，次日凌晨三四点出发。
过党岭山时更艰险，大雪蔽眼，稍有不慎就会坠入万丈深渊。
战士们争着在前面开路，刚走出几步就被滑倒，好在滑行路线恰好通向山脚的小路口。
几小时后全纵队通过。
这样的履历摆在这里，进二十二人的大将初评名单确实不意外。
一、生在大别山深处
王宏坤的早年生活应该说是在困苦里挣扎着过来的。
他出生在大别山深处一户贫苦农家，放过牛，打过短工，还跟人学做挂面贴补家用。
堂兄王树声比他年长四岁，早早投身革命。
1926年冬天，王树声回乡宣传革命思想的时候找到了他，动员他参加农民协会。
第二年，王宏坤加入了农民武装义勇队，同年11月参加了黄麻起义。
起义失败后，义勇队被打散，他和19位战友逃往汉口。
那几年兵荒马乱的，找到工作很不容易。
看见有大块牌子写着招兵，大家一合计，既然找不到活儿干，就当兵去。
招兵的是桂系的杂牌军。
几个月后，痢疾夺走了三位战友的命。
又听说黄麻那边又闹起了革命，就寻了机会逃出来。
回到老家，他换了一身新衣裳，上山去找王树声。
山头上的红军战士见他穿得整整齐齐，觉得不对劲——看着像个搞侦察的小土豪，当场把他围了。
幸好王树声及时赶到，这才解开了误会。
这一年是1929年，王宏坤在解围之后正式加入了红军，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是这一步，他从一个单纯的农民运动参与者，变成了职业军人。
在鄂豫皖苏区，王宏坤的军事指挥能力渐渐显露出来。
1930年10月攻打罗山县城时，他率一连人加上军部的手枪队担任主攻南门的任务。
攻城前，他们架起云梯，把城墙上垛口的九盏油灯打灭了，为部队完成主攻任务创造了条件。
此后他又参加了攻克金家寨、麻埠、独山等战斗以及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
1931年1月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红4军后，他任第10师30团团长。
他在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时的指挥表现尤其出色。
1933年2月起，王宏坤率领红十师参与作战，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打法。
5月14日，刘存厚派兵攻占了竹峪关。
第二天红四方面军主力赶到，王宏坤和红十一师政委李先念周密部署，合力歼敌近两个团。
接着选择敌军左路纵队猛攻，打垮敌六个团，乘胜追击。
四个月的作战下来，总共毙伤敌军1.4万余人。
这一仗打得漂亮，直接决定了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命运走向。
此外，他还参加了营渠、宣达战役和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
一个人的作战履历到这个程度，够硬了。
但他性格里有另一样东西，资历表上看不出来，却在关键时刻左右了他的路。
二、22人的名单和22次推辞
说说授衔这档子事。
1955年全军授衔，评定军衔的过程并不简单。
中央军委早在1955年1月23日就发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以1952年评定的干部级别为主要依据，综合衡量德、才、资三个标准。
彭德怀、罗荣桓提交的两套大将方案，能够进入这两个方案的人，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
大多数军史爱好者都能说出那些名字——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但很少有人知道第二方案里还闪过许世友、刘亚楼、邓华、陈再道、杨得志、彭绍辉、王宏坤这批名字。
王宏坤在大将初评名单里出现，没有任何争议。
他1933年就当上红四军军长，在方面军级干部中资历扎实。
但历史往往有另一种暗中运行的逻辑。
1955年授衔时，担任副兵团级的上将足有二十多人，正兵团级的上将也有若干。
大将名额从最初方案的一二十人被压缩到最后的10人时，怎样筛选呢？
职务高低、战功大小、军中资历、“山头”代表，这些都摆在桌面上。
而王宏坤的人生轨迹里，出现了两次极其特殊的选择——他主动离开了可以立下更多功勋的岗位。
这等于是给自己减了分。
不能说减，准确说是少加了。
就像一场积分赛，别人都去冲锋陷阵抢高地了，他放下枪说：“我可能还需要先上上学。”
三、从385旅旅长到“小学生”
时间倒回1937年7月。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
王宏坤由军长改任旅长，从军级降到旅级。
几天后，师主力开赴抗日前线，769团随师部去前线，旅部率770团留守甘肃陇东地区，负责陕甘宁边区西南面防务。
他带的385旅没赶上打硬仗的班车。
老百姓听说是常胜将军来了，纷纷报名参军，一下多了一千来人。
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和供给部长叶季壮一算账，超支了200多块大洋。
200块现洋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够换一百条步枪。
两个人看了都摇头。
王宏坤去找毛泽东汇报情况，说明超支原因。
汇报完了，他站着不走。
毛泽东问他还有什么事。
他憋出一句话——自己是放牛娃出身，识的字少，水平适应不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情愿不当旅长去当学生。
这个请求放在今天来看，有些不一般。
一个主力旅的军事主官，正是抗战形势吃紧的时候，部队可以随时投入战斗，他却主动提出要脱产上学。
毛泽东觉得这个人上进心强，当场给抗日军政大学的负责人写了介绍信。
抗大搞的是“速成班”，学制只有一个月。
王宏坤越学越觉得自己知识不够——一个月的时间，怎么可能补上从放牛娃到旅长之间巨大落差的东西？
学习快结束的时候，他又找到毛泽东，要求和学习的战线更长一点，想上中央党校继续深造。
毛泽东夸他“你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于是又给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写了一封介绍信。
前前后后，毛泽东亲自为他写了两封介绍信。
中央党校的学制本来是规定一年。
前线的战况吃紧，急需将才，中央只能调集在党校受训的同志提前结业，干部分批补上前线。
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接令下来了，王宏坤不能再当学生了。
中央的意思是让他去鄂豫边组建新四军第五师，由他来担任师长。
这一次任务的分量与从前大不一样了。
到敌后开辟根据地，独立负责一个方向，军政工作一肩挑，这是独当一面的大任。
组织上信任他，觉得他能担。
但他又一次犹豫了。
王宏坤冷静地自我审视了一番，最终给出的结论是——文化水平还是太低，独立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实在困难。
他向康生明确表示，希望回一二九师继续当三八五旅旅长，不想影响革命工作。
他还恳请康生帮他向毛泽东说明实情。
康生答应试一试。
没过几天，王宏坤接到中央通知——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要求，另派李先念前往鄂豫边组建新四军第五师。
这个决定的影响，日后被证明相当深远。
李先念接手后，在鄂豫边地区很快就立住了脚，新四军第五师发展成一支拥有数万人的武装力量，在大别山地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
经过多年的征战与发展，李先念在党和军队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到1955年评定军衔时，李先念已经转入地方工作，没有授予军衔。
但论资历和贡献，他进大将序列完全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王宏坤把一把可以定调子的好牌，在自己手里放弃了。
不过话说回来，王宏坤的选择也不是凭空胡来。
了解那代人的经历就清楚了。
他小时候全程没进过学堂，几乎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家子弟。
在红军中一点点成长，能当上军长、旅长完全靠实战打出来的，但到底还是觉得缺了一截文化课的底子。
他的“怕”不是装出来的，是骨子里的不自信。
1938年10月中旬，王宏坤离开延安，调到冀南军区当副司令员，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在敌后艰苦卓绝的抗战生活。
冀南军区刚筹建不久，他一到岗就参与并领导了军区机关和下属七个军分区的组建工作，以及武装部队的建立。
冀南抗日根据地覆盖河北南部的邯郸、邢台、巨鹿、南宫、威县，后来还包括山东西北的德州、高塘、夏津、安县、平原等县，三十多个县市，面积二十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700万，随着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而不断伸缩。
这一带敌情非常严重。
日寇大挖封锁沟，大建据点和碉堡，形成梅花型网状封锁态势。
光在冀南地区就建有500多处据点，把根据地割裂成零碎的小块，意图步步蚕食，不断进行“扫荡”。
仅1941年一年，敌人就对冀南军区几个分区进行了多达611次大小扫荡。
到1942年夏，日军从1941年12月的4970余人增加到6290余人，伪军从1.4万人猛增至2.7万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干副司令员，干的活不轻松。
但他毕竟错过了更早地在前线创造瞩目战绩的机会。
尤其是在1937年那段时间，八路军六个旅在抗日前线各显身手，陈赓、徐海东等旅长个个都打出了赫赫威名。
王宏坤作为六个旅长中的一员，却一直在后方读书，之后才投入敌后战场——失去了最好的时机。
1944年5月，冀南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王宏坤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冀南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到1947年时，形势进一步变化。
他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同年12月兼任桐柏军区司令员。
此前他从延安出发时，中央已经核定他去鄂豫边处理边区部队的工作。
他冷静地分析过自己的文化底子和全面能力，得出的结论仍是“独立负责一个地区实在困难”——这个结在数年之后仍未解开。
向康生明确表态后，他要求回一二九师当385旅旅长。
大概正是他这种太过谨慎的性格，让他一次次在关键时刻退让了。
后来鄂豫边的班子彻底换了人，那一片星火在李先念手中充分燃烧了起来。
四、六纵的让贤
抗日战争结束后，晋冀鲁豫军区成立，王宏坤担任副司令员。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安排下，他着手组建新的第六纵队，自己兼任司令员，王近山担任副司令员。
不过，由于政委段君毅迟迟未能到任，王宏坤希望让王近山直接接任司令员，自己改任政委。
但最终他没有再兼任六纵的领导，而是专心从事军区工作。
这件事说起来不大，但后世许多军史爱好者经常探讨这个决定。
第六纵队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刘邓麾下最能打硬仗的部队。
全纵从司令员到普通战士的口头禅是“烧铺草”，打起仗来极其凶猛。
中野许多硬仗、恶仗、关键仗都是六纵打的。
定陶战役中，六纵顽强地扛起了作战难度极大的差事，出色地完成任务。
1947年8月挺进中原，六纵一路渗透敌后一百八十里，扛住整整十天的围堵。
襄樊战役中王近山指挥的那招“刀劈三关”更是闪击作战的教科书案例。
王宏坤如果一直握着这支队伍，解放战争中能打出什么样的战绩，可能难以想象。
他离开了。
从六纵退让之后，他去了桐柏地区，担任桐柏军区司令员，从事区域作战。
1948年，第二野战军发起襄樊战役，参战部队包括王近山的六纵、江汉军区部队、桐柏军区部队和陕南军区部队。
这场战役的总指挥正是王宏坤。
客观地讲，这一仗他指挥得相当漂亮。
襄樊作战的整套战场规划出自王宏坤之手：先攻打老河口，再围歼谷城守敌，切断敌军和襄阳之间的联系。
之后部队分路推进——六纵攻克琵琶山和真武山，兵临西门，打开襄阳大门；陕南部队和桐柏部队分别从城东北和城东南进攻。
最终活捉了国民党将领康泽，共歼敌2.1万人。
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专门发电祝贺。
这是王宏坤在解放战争中作为核心主帅指挥的唯一一次重大战役。
此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他都负责后方粮草问题，全力支援野战军作战。
渡江战役前，刘伯承曾计划让桐柏、江汉、鄂豫军区各自组建一个军，合编为第六兵团，由王宏坤担任兵团司令员。
但解放战争的进程出人意料地快，仗打得顺利，也就没有必要再增设一个兵团了，他当兵团司令的机会就此错失。
抗日战争中的两次离开，以及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这次让贤，让王宏坤在1949年后的履职记录与其他同期将领相比，略显不一样了。
他当然一直在工作。
1949年5月任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0年4月调任海军副司令员。
但毕竟不同了。
别人在关键岗位立下更多显赫战功，他在关键岗位上一个劲地退让和求学。
他在后来被授予人大将军衔的十人中，若论当年条件，个别同志距离王宏坤曾经的地位还有距离；然而历史是结果论的，1955年的评衔标准是综合衡量的，不只是看你当过什么官，还要看你干了什么事。
就在王宏坤一再退让的这些年里，他的老部下王近山在战场上打出了一连串辉煌战例。
中野六纵的传奇背后，如果深入去看，似乎还能看到王宏坤的影子——毕竟队伍是他一手组建起来的。
五、放牛娃的谦卑与命运的玩笑
接受上将军衔之后，王宏坤还曾不止一次地申请“降职”。
1950年4月，他已经担任了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
与省委书记兼省主席李先念搭班子，合作得很好。
一天，一道命令送到他手上——调任海军副司令员，要他赶紧去北京报到。
王宏坤看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升迁，是直接提了一大格。
他愣住了。
海军是新兵种，高科技、现代化装备的部队，对指挥员的水平要求极高。
自己的文化水平，能驾驭得了吗？
他心里没底。
他立刻去找李先念，恳请这位老搭档向毛泽东申请给他降级。
李先念劝他：还是去上任吧，别让主席为这点小事操心，边学边干，总能胜任的。
王宏坤硬着头皮去了北京。
上任后还不放心，又暗中托人向毛泽东带话：他确实觉得自己当不好海军副司令，要求下放基层干什么都行。
毛泽东在一个有王宏坤在场的会上，特意说了这么一段话：“不少同志觉得适应不了革命需要，难以胜任工作，我就不明白，难道这些人还不想法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军队，让帝国主义及蒋介石来笑话我们无用吗？边学边干，干要干好，任何人不是万能的，都是干中学来的。”
毛泽东这席话既是对全体指战员的要求，其实也是对王宏坤本人的直接敲打。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王宏坤不挣扎了。
他沉下心来，在海军深入钻研，为新中国海军的创建做出了实际贡献。
2015年1月22日，王宏坤诞辰106周年纪念日，人民网刊登了介绍这位开国上将的文章，编者按中明确写道：“王宏坤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位出生在湖北麻城的将军，多次申请‘降职’，且得到毛泽东的多次批准，在党内、军内传为佳话。”
需要看清的事实：从1937年385旅旅长时期主动提出当学生开始，到1949年后又多次向上级要求降级，王宏坤前后至少四次申请“降职”。
这在全军高级将领中是极为罕见的。
你说他谦虚也好，说他缺乏自信也罢，或是说他“佛系”都行——但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六、大将军衔——差一步的距离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毛泽东主席将授予元帅军衔的命令状逐一递到十位元帅手中。
同一天，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也一并授予。
回到大将评定的基干标准上去看，总干部部当时明确的依据是1952年评定的军队干部级别，全面衡量德、才、资。
按照王宏坤1952年的级别和过去的历史资历，他确实具备一定的竞争大将的可能性。
原本入选22人名单的那些将领中，最终有几人正式成为了大将？
实际上，正式成为十位大将的十个人分别是谁，名单是公开的。
和王宏坤出身同一块土地的堂兄王树声，稳稳地坐在了十大将的位置上。
就在同一年的大授衔中，王树声被授予大将军衔并获得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王宏坤同时被授予上将军衔，也同时获得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他的第一位海军副司令员的办公室主任林真曾在回忆中讲到，“王副司令在全海军各单位的工资差距很大”——这些不相关的事暂且不提。
重要的是，从资历来说，堂兄弟二人出身几乎相同，王宏坤在红军时期甚至比堂兄更快当上了主力军军长，但最终，两个人的军衔级别却有差异，与其说是组织对他不重用，不如说是他自己的几次选择所导致的结果。
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这十个人的大将序列，后来被无数次在教科书里提到。
王宏坤则落在上将军衔序列里。
这差的一步，恰似他人生中多次的“差一步”——每一次都是他自己扭过头去。
历史没有假设。
王宏坤的四次申请降职，在党内军内留下的是一段佳话。
但从资历到战功再到综合评定的结果来说，军中讲的是战绩、职务和贡献，不仅仅是个人品德。
王近山在中野给他当副手，后来王近山接了他的纵队司令，打起仗来大刀阔斧，创下的战绩远超自己队伍原来的司令员。
这些，王宏坤其实都清楚。
他从不说什么，性格决定了他选的路。
1993年8月20日，王宏坤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曾流露出对自己大授衔等级的某种看法。
他是否后悔当年在关键时期的几次选择？
我们无从得知。
很多时候人不会轻易说出“后悔”两个字，但他生前和老战友聊天时，翻来覆去总是提到那些年“该上前线的时候却坐在板凳上念书”，个中滋味，听的人都能想得到。
八十多岁的老人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风风雨雨、分分合合，想必早就看淡了军衔不军衔这点事了。
但直到今天，翻开1955年授衔前后的相关历史档案，在罗荣桓、彭德怀签名的那份报告上，在大将方案的备选名单里，赫然写着“王宏坤”三个字。
如同一个沉默的历史印记，摆在那里，任人揣测与感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